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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  太后简介:孝贞显皇后(1837年—1881年),钮祜禄氏,满洲镶黄旗人,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扬阿之女。道光年间入宫,侍咸丰帝潜邸,为咸丰帝的侧福晋,比咸丰帝小6岁。咸丰帝登基后,于咸丰二年(1852年)受封贞嫔,五月晋贞贵妃,十月奉旨立为皇后,时年16岁。1861年,咸丰帝崩逝后,与孝钦显皇后两宫并尊,称母后皇太后,又称东太后,上徽号曰慈安皇太后。后联同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,诛除八大臣。同治帝登基后,首度垂帘听政,训政二十年,两度垂帘。光绪七年(1881年)三月初十崩逝于钟粹宫,死因成谜,葬于定东陵,上谥。宣统加谥,最终谥号为“孝贞慈安裕庆和敬诚靖仪天祚圣显皇后”。

      慈安皇太后,俗称东太后,简称慈安,死后谥为孝贞显皇后。

      提起慈安,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慈禧,长期以来,慈安给人一种过于忠厚老实,缺乏政治才干,事事依赖慈禧的印象。实际上,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。真实的慈安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,从小就受到过良好教育。特别是她成为中宫皇后的五年中间,清王朝遭遇了空前的外患内忧,使她在忧患中成熟,在忧患中增长阅历。在美女如云的皇宫,在多情好色的咸丰帝身边,能保持11年荣宠不衰?

      除了凭借她本人的超凡的容貌和人品之外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,就是她有一套十分成功有效的处理和驾驭她与众妃嫔、与夫君皇帝关系的秘诀。这些都足以表明慈安是一位城府很深的大智若愚的女性。即使把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衡量,即使把她与慈禧放在一起做比较,慈安太后也绝不是一无是处。决定朝政大端,慈安优于德,而慈禧优于才。慈安对权力不感兴趣,所以日常朝政多让慈禧处理。而“慈禧慑于嫡庶之分,亦恂恂不敢失礼”。遇到朝政大事,慈禧不敢擅做主张,仍要征询慈安的意见。由此可见,慈安太后在控制局面、掌控权力方面也是很有一套办法的。在光绪年间任过大清国驻英国大使,回国后先后任过光禄寺卿、太常寺卿、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使的薛福成,在他的《庸盦笔记》中记到:诛杀陷城失地、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,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,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,皆出自慈安之意。

      咸丰十一年(1861)七月十七日,咸丰帝崩。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:一、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。二、命御前大臣载垣、端华、景寿,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、匡源、杜翰、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。三、授予皇后钮祜禄氏“御赏”印章,授予皇子载淳“同道堂”咸丰皇帝“派载垣等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”的上谕。

      印章(由慈禧掌管),顾命大臣拟旨后要请两位太后盖上“御赏”和“同道堂”印章。“御赏”、“同道堂”章咸丰皇帝的原意是让八大臣和两宫太后权力互相制约,既不让辅臣一手遮天,又避免后宫专政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,咸丰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,他的临终遗命,分散权力的目的没有达到,而制造矛盾的后果却日见凸现出来。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发了“辛酉政变”。关于政变的过程和结局,许多书里都有详尽记述,这里不再多说。我们更关心的是慈安太后在这场政变中所起的作用。

      辛酉政变中的独特地位。这场政变实质上就是一场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。一方是两宫皇太后和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皇族,另一方则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。这场政变的组织者、策划者和领导者是慈禧,其主要倚靠的骨干力量是奕訢,但也绝对不应忽视慈安在其中的作用。她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名正言顺的原中宫皇后、当时的母后皇太后,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因此她是这场政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性人物。这一点,机敏而工于心计的慈禧比谁都清楚。慈禧更清楚自己是靠“母以子贵”才登上皇太后宝座的,养心殿西暖阁太后垂帘听政声望、资历、影响力远逊于慈安。如果不将慈安争取过来,夺权、垂帘听政的目的就达不到。慈禧凭其如簧之舌,终于将慈安拉到了自己这一边。反过来,如果慈安旗帜鲜明地坚定拥护咸丰帝的遗命,毫无保留地支持并站在八大臣一边,辛酉政变就不会发生,这段清史就得重写。

      日常朝政中的表现。有书记载,慈安“及与孝钦后(慈禧)垂帘听政,首简恭王入军机处。时国人称孝贞优于德,而大诛赏大举措,实主之;孝钦优于才,而判阅奏章,裁决庶务,及召对臣工,咨访利弊,悉中款会”。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,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,慈安“优于德”,慈禧“优于才”。一些日常的事务由慈禧处置,但每遇朝政大事,还是要由慈安太后最后决定。慈安太后的理政之才主要表现在:

      一.重用能人,“同治中兴”。慈安与慈禧密切配合,发挥己长,励精图治,在朝内重用奕訢、奕譞、文祥、倭仁等重臣,外用一批优秀的汉族将领,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,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“中兴之象”。1914年出版的《清朝全史》记载:“同治改元之初,即知曾文正公之贤,授为两江总督。文正感其知遇,尽心谋国。而东宫(指慈安——笔者)则自军政、吏治、黜陟、赏罚,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。”于是当时遂有“至军国大计所关,及用人之尤重大者,东宫偶行一事,天下莫不额手称颂”之说。

      二.诛杀安德海,朝野称快。清朝制度:太监不得出都门,犯者杀无赦。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,他依仗慈禧的宠,胡作非为,肆无忌惮。朝中大臣,甚至连同治帝都恨他入骨。同治八年(1869)八月,安德海请求慈禧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衣,获得许可。但他不知收敛,一路招摇,途经山东境内时,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。丁宝桢迅速将此事上奏朝廷。慈禧有意袒护,慈安“立命诛之”。结果安德海被就地正法。由于慈安的力主其间,安德海才得以伏法,当时朝野上下,人心大快。

      三、立阿鲁特氏为皇后。同治十一年(1872),同治帝已经17岁了,到了立后成婚的年龄。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、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,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、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。两人各执己见,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。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,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。此事表明了慈安在宫中、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。同治喜欢阿鲁特氏,如果没有了慈安的意思,很可能就会依慈禧的意思选了别人为皇后。

      由上可见,慈安皇太后不仅有德,而且有才,小事不拘,在大事上决不糊涂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。但是,天不假年,光绪七年(1881)三月初十日戌时,慈安崩逝于钟粹宫,终年45岁。慈安之死,事先没有什么明显征兆,三月初九日,慈安身体稍感不适,第二天晚上就死了。慈安对自己病情发展如此之快也感到意外,她说:“本月初九日,偶染微病,皇帝侍药问安,祈予速痊。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,延至戌时,神思渐散,遂至弥留。”光绪帝对慈安的猝然而逝,也深为不解:“初九日,慈躬偶尔违和,当进汤药调治,以为即可就安。不意初十日病情陡重,痰涌气塞,遂至大渐,遽于戌时仙驭升遐。”

      事出太过突然,令朝野皆惊。慈安身体一直很好,她自己也说“体气素称强健”,认为自己“克享遐龄,得资养”。一个素称体健之人,怎么得点小病,不足两天就死了呢?人们对此议论纷纷,作了种种猜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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